伴隨中國城市發展建設從重“量”轉向提“質”，當前的城鄉發展面臨著更大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挑戰。智能技術可以支撐城鄉空間精細化分析、監測、規劃與管理，順應我國“數字化”發展主線，提升城市在未來發展過程的全球競爭力。將智能規劃賦能城鄉高質量發展是結合我國國情和城鄉發展階段、建設數字中國、智慧社會的重要支撐和內涵。2021年9月26日下午，由同濟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上海同濟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有限公司承辦的2020/2021中國城市規劃年會學術對話之十七“智能規劃賦能高質量發展”學術對話在成都召開。本次論壇從智能技術認識和把握城鄉發展規律、智能規劃賦能國土空間全要素管控和精細化治理兩個論題出發，探討技術革命背景下智能技術與城市的關系、智能技術在城市規劃領域的應用以及規劃學科未來的發展方向，為規劃工作者、研究者和教育者提供了新的視野。會議由吳志強院士擔任主席，邀請學界資深學者與青年學者圍繞“智能技術認識和把握城鄉發展規律”、“智能規劃賦能國土空間規劃全要素管控和精細化治理”、“智能規劃與城鄉規劃學科的轉型”等議題展開學術研討。學術對話采用圓桌會議形式，由主旨報告和專題研討組成。
同濟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副院長張尚武教授開場致辭。張尚武教授指出，城鄉規劃學科經歷重大變革的兩個推動力量分別為高質量發展和智能規劃：城鄉發展問題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規劃需適應高質量發展；過去十多年時間，全球科技領域迅速發展，規劃方法和技術發生重大轉變。希望通過年會的平臺，共同探討智能規劃如何賦能高質量發展。本次對話將圍繞兩個核心問題，即如何通過智能技術認識和把握城鄉發展規律、智能規劃如何賦能國土空間全要素管控和精細化治理，對4個具體話題進行探討。吳志強（中國工程院院士、同濟大學原副校長、同濟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教授）
（嘉賓發言）
吳志強院士在主旨發言中，對兩個論壇議題進行了闡述。第一個議題，如何通過智能規劃更好地認識和識別城鄉發展規律。智能規劃賦能高質量發展，首先應當從規律談起。如果不能理解規律，就不能理解文明和空間的發展過程。文明的延續需要空間載體，規劃則決定空間載體的質量。文明是否偉大，關鍵的衡量標準之一就是能否孕育偉大的城市；文明是否高級，關鍵標準之一就是能夠高效進行城市管理。智能賦能規劃，規劃賦能空間，空間賦能文明。而發現規律是實現賦能鏈條的重要手段。值得驕傲的是，對于規律的探究，中國的規劃學者處于全球前沿。第二個議題，智能規劃如何賦能精準的全要素國土空間規劃和治理。當前，中華文明正處于偉大復興階段，僅考慮單要素的規劃模式已經不再適應社會發展需要，全要素的精準城市治理將成為未來趨勢。未來的城市治理將不同于過去自上而下的單方面的理性治理模式，每個城市公民既被管理，也參與到城市管理工作中。人人參與并不是將所有人的意見進行簡單混合，而是精準解讀城市各要素的互動關系，在理解規律的基礎上，優化城市管理過程。最后，吳志強院士將視角轉向規劃學科本身的發展。城鄉規劃學科如何轉型提升，中國規劃學界正在進行積極探索，正在和發達國家的院校展開城市信息學方面的聯動。同時，國內規劃院校也通過共建虛擬網絡規劃課堂的方式進行緊密合作。整合國內最優質的規劃教育資源，制作線上規劃教學課程，助力廣大普通院校的規劃教學工作，利用信息技術促進中國城鄉規劃學科高質量發展。這是西方規劃學術界長久以來的未竟夢想，此刻正在中國大地上一步步得以實現。吳志強院士號召廣大規劃學者，尤其是青年學者，一起參與到偉大的城鄉規劃學科智能虛擬教學運動中。
上半場的主題是智能技術認識和把握城鄉發展規律，由兩位嘉賓做專題報告。龍瀛教授的報告題為“智能與城市：城市實驗室、新城市和未來城市”，在第四次工業革命科技發展推動城市空間變革的背景下從方法論、本體論、實踐論三個方面提出智能城市發展的三條路徑。第一條路徑是“城市實驗室”，利用新興多元數據觀察、診斷、檢查城市，進行多學科共同參與的”城市實驗“，并以與“餓了么”外賣平臺合作的減鹽試驗項目為例，展示城市實驗如何開拓城市認知新視角；第二條路徑是”新城市“，指出技術革新在居住、就業、游憩、交通等各個方面改變了人與空間的關系，“新基建”戰略下傳統基礎設施也在走向數字化，因此城市規劃也需要變革以應對新的需求、解決新城市中技術帶來的不公平問題；第三條路徑是“未來城市“，認為面向未來的智慧城市設計應涵蓋技術層面、物理層面和社會層面，通過數字創新、空間干預和場所營造三個方面創造未來城市空間。基于以上三條路徑，報告認為未來智能規劃應走向”新城市科學“，即新的城市科學、新城市的科學與未來城市中的應用，重新定義規劃設計。沈堯博士以“重塑社會可持續的秩序：面向社會融合高質量發展的規劃認識與干預方法”為題，從新技術和新方法的層面認識社會整合，通過動態邏輯、局部邏輯和流動邏輯三個案例闡述了觀點。第一個案例 “推進動態城市治理”，通過人的流動來測度大倫敦區的社會隔離。“動態的城市治理”要重視空間鏈作為規劃和研究單元，并且要意識到空間統計與人們真實的行為之間可能存在偏差，且社會經濟效應變化除了地點性還具有時空性。第二個案例 “實行局部精確規劃”，通過大倫敦區8個社會階層出行距離衰減系數研究可達性和社會隔離的關系。“局部精確規劃”一方面在于可達性的提升對社會改良的效應是局部性的，另一方面不同城市系統、不同人群對于社會隔離的作用程度和空間感知也不同。第三個案例“注重形流耦合效應”通過不同人群的通勤網絡探究城市形態。“形流耦合效應”發現，城市能夠被流結構所反映，流向的信息、空間約束、尺度和時間幾個要素對于城市的定義非常重要。通過三個案例的闡述，沈堯博士認為：①實體空間和行為空間共同重視；②強調認知和干預的協同；③基于城市大數據的規律發現能夠幫助未來規劃與實踐的轉型；④算法本身也是規劃設計語言，是可共享、可擴展、可驗證的。兩個精彩的報告結束后，來到了上半場的學術對話環節，嘉賓們就“智能技術認識和把握城鄉發展規律”的主題發表洞見。詹慶明教授在對兩個主題報告進行充分肯定的基礎上，提出“智能技術認識和把握城鄉發展規律”應關注精細化、層次化、地域性。首先，詹教授認為當前的城市規劃之所以習慣于將復雜問題簡單化，主要是前30年規劃學科和實踐發展很快造成的，在快速城市化的時代背景下難以慢下腳步。而在當今時代，學科發展和規劃實務需求已經發生變化，更強調保障品質要求與解決復雜問題，智能規劃和新技術使得對質量、品質等各方面的要求成為可能。為了論述智能規劃的可行性和必要性，詹教授以武漢市風道規劃的新技術應用、武漢市海綿城市的建設成效為例，說明以當前的技術已經能夠做到對城市的精準觀測。其次，詹教授以牛津、劍橋與倫敦為例，二者在不同層面具備優勢，即對城市要分層看待，進而提出容易抓住單一要素的特征，但難以從多要素疊加中尋找顯性的特征，必須借助智能規劃才能實現。最后，詹教授通過論述荷蘭、德國和中國的城市體系差異，說明不同國家和地區的社會形態和空間格局存在很大差別，理解空間特征、探究演變規律都需要借助新型技術手段。黨安榮教授就方法論問題提出可以用“變與不變”的辯證關系來看待。一方面，智能規劃不只因為科學、技術、智能方法發生了巨大變化，更因為技術方法本身已經顯著改變人類行為和需求，進而要求空間營造必須適應這種變化。因此，必須用變化的心態和素養，并掌握一定技術手段來認識這些需求變化，以真正服務城市高質量發展。另一方面，規劃人的初心始終不會改變，營造美好的人居環境是規劃人的永恒追求。我們之所以改變自己的知識體系、提升自己的專業技能，實際上都是為了保持規劃人的初心，滿足現代人對空間的新需求。因此，在關注新的智能方法的同時，我們也不應忘記采用智能方法的初衷，也應當具備從空間角度來看人群需求變化的基礎視角。對于張文佳博士提出的“高頻城市研究與低頻規劃實踐”的關系問題，龍瀛教授表示，智能技術為我們打開了觀測城市新的視野，使我們能觀測到人的許多“高頻”活動，但并不是所有活動都對規劃有直接意義。規劃有其不變的主旨，即提升空間品質，而規劃的變動也需要成本，不能事無巨細對人的活動進行回應。因此智能規劃最重要的是選擇合適的研究尺度、對提升空間品質賦能，而不是進行“錦上添花”式的研究，讓智能化僅僅成為一種包裝手段。對于張姍琪博士提出“如何借助智能技術識別城鄉發展規律，幫助城市高質量發展和編制高質量規劃的方法論”的問題，沈堯博士認為傳統的建筑師對空間的認識往往建立在自己的感知上，這本身就是一種可行的方法，沒有必要去摒棄。大數據是用來代表一些不可替代的人群，以及用來回答一些原有知識體系容易忽略的問題。在解決更多城市問題的時候，小尺度上并不總是要用大數據的方法，傳統方法也是有效的。因此沈堯博士總結，未來的發展主要有兩點，一是知識結構上的更新，學者要提供給實踐者更多的知識；二是實踐上的難點要進行繼續的探索。對于現場觀眾提出的“在實際規劃實踐過程中，數據分析跟不上規劃編制和實踐的實際進度，如何將數據分析更好的應用進規劃實踐里？”問題。黨安榮教授分析規劃編制任務多、時間緊的特點，和規劃編制單位在數據獲取方面存在困境是現有數據分析跟不上規劃實踐的主要原因。隨著大數據局后續推進，數據獲取和共享的難題將逐漸好轉，而規劃從業者更應關注技術方法的應用，將相關技術方法變成個人規劃素養，并推動構建相關知識服務體系，才能在獲取數據后有效分析并支撐相關規劃工作。
（會場合照）
主題2：智能規劃賦能國土空間全要素管控和精細化治理
下半場的主題是智能規劃賦能國土空間全要素管控和精細化治理，由三位嘉賓做專題報告。張文佳博士的報告主題是“如何精細化——從基于個體行為的生活圈規劃說起”，討論了精細化生活圈規劃的研究和實踐。首先，張文佳博士指出社區生活圈規劃在中西方城市的提出具有不同背景，中國的研究重點在于高密度背景下建成環境的配置，需要解決是物質空間布局（供給）和日常時空行為（需求）的匹配問題。對此，張文佳博士提出了適合中國城市空間結構的“3A”建成環境評價框架和“定住率”日常時空行為評估指標，并在15分鐘社區生活圈和地鐵站點周邊地區的案例中，測算了影響日常時空行為的建成環境變量、明確了配置建成環境的有效范圍，對社區生活圈規劃進行了精細化初探。最后，張文佳博士對多場景、長時序、機制的精細化探索進行了展望，以期在生活圈理論和實踐中，實現更精細的內在結構、更精確的政策實施對象、更科學的政策實施手段。張姍琪博士以“社區公共服務設施評估——基于大數據的方法探索”為題，結合實證案例從空間、時空間、虛實空間三大視角，闡述基于大數據評估社區生活圈公服設施供給的一些可能途徑。在空間視角下，通過比較理想人流網絡與實際人流網絡的差異，揭示出南京副城公服設施供大于需，而主城供需錯配的空間匹配格局；基于手機信令數據比較南京兩個街道內不同年齡居民的活動空間，指出社區生活圈設施配置的對應需求。在時空間視角下，利用poi數據提取公服設施類型和平均開放時間，再與南京居民不同時段的活動強度進行比較，挖掘南京各地區公服設施日夜不同時段的供需特征。在虛實空間視角下，分析外賣對南京各社區居民獲取餐飲公平性的變化。最后，總結了社區生活圈評估正從靜態單截面轉向多維立體、實體空間評估轉向虛實間時空評估、大尺度空間分析轉向個體或群體尺度分析、從單一數據源轉向多時項和多模態的特點。劉超博士以“上海城市數字化轉型 空間規劃如何響應”為題，深度思考了空間規劃在上海數字化轉型中的角色和應對。劉超博士首先介紹了參與編制的《上海市新城數字型規劃建設導引》。從建設四類設施、關注四大要素、規劃三個空間概括了數字化轉型的主要抓手，并從面向未來的數字城市設施、數字化轉型先行示范、活力共享的公共活動空間、全齡友好的家園社區以及數字驅動的未來產業空間五方面闡述了導引的具體內容。介紹過程中，劉超博士還指出多學科合作時，不同學科由于角色不同，產生分歧在所難免，但規劃學者應努力堅持自身特色和初心。另一方面，劉超博士認為目前的規劃學科已難以應對規劃實務，提出引入城市信息學的必要性。通過一系列案例分享，如利用非線性方法探究疫情與建成環境的關系，發現疫情傳播與空間要素有關、但經濟要素的影響更強等，強調了城市信息學的方法對空間規劃與城市治理具有重要啟示和價值，當前的城鄉規劃學需要新的方向革新。來到下半場的學術對話，專家們就“智能規劃賦能國土空間全要素管控和精細化治理”展開對話，討論了兩個議題：（1）精細化治理與城市規劃設計是否有強關聯？（2）城市數字化轉型，城鄉規劃學科能在其中發揮什么作用？王凱院長代表廣大活躍在一線的規劃設計師率先發言，就智能規劃及其對規劃實踐的賦能作用分享了自己的感受。首先，從大趨勢上，數字化、智能化已不僅僅是技術迭代，更是一個持續變化的社會迭代過程，對此規劃工作者和教育者應積極應對，正視時代的變革。但是目前規劃設計仍多采用傳統規劃方式，智能規劃方法如何賦能方案的編制和生成，讓規劃設計師能夠使用、愿意使用，仍是尚需努力的方向。在研究方向上，王凱院長希望智能規劃能進一步聚焦于基礎設施運營和生活便利性提升，更好賦能城市治理內容。最后，王凱院長指出數字化時代規劃學科不僅要關注技術革新對空間規劃的變革，更要思考新時代下如何傳承、表達我們的民族文化，只有考慮了人文因素和中國傳統文化理念，才能迎來真正的中國數字化時代。沈堯博士對于上半場“智能技術如何認識并把握規律”這一大的主題發表了看法。沈博士認為使用智能技術將規律顯影是第一步，要積累足夠的規律圖譜。其次是將規律轉變為知識，這樣才能將其傳播和再創造。最后提出，這一議題應當是規劃學者和行業內實踐者共同的努力，因為學者只能夠提出科學問題，而行業的實踐者則可以認識到實踐中的問題，后者往往是難點。對于“城市數字化轉型，城鄉規劃能在其中發揮什么作用”這一議題，沈堯博士則認為，一是價值判斷，不能認為凡是技術都是好的；二是實體智能和虛擬智能一定會有一個接口，而這個接口是什么、在哪里，則要通過設計來轉譯。因此數字化下城市空間要如何改變，是城鄉規劃要思考的內容。黨安榮教授就對話的四個議題分別發表看法。在智能技術如何把握城鄉發展規律方面，提出可以從時間尺度效應、空間尺度效應和案例研究三個角度思考：時間尺度效應，指應考慮數據和相關事物的波動性特征，確定研究的長周期或短周期時間尺度；空間尺度效應，指應確定研究的空間尺度；案例研究，則指應借鑒現有的相關實證研究的研究方法，但也必須思考方法的適用性。在智能技術如何賦能全要素國土空間、規劃管理方面，提出有三個問題需要進一步思考：（1）要思考全要素的內涵是什么，不同空間尺度規劃中的全要素存在差異，在規劃過程中要將規劃對象和場地關聯在一起；（2）要思考精細化的本質是什么，各尺度規劃管理和規劃設計的精細化程度應該存在差異；（3）治理和管控的邊界到底在哪里，應思考規劃可以治理和管控的范疇。在城鄉規劃與轉型方面，提出生態化轉型、人本轉型和數字化轉型是三個重要的視角。在技術對規劃診斷和空間治理方面，提出首先要回歸本質即營造美好的人居環境，其次要為空間治理確定價值取向，最后積極運用技術方法幫助構建科學合理方案。
張尚武教授針對先前對話中出現的議題做最后總結，提出數字化轉型存在很多不確定性，仍需探索如何應用于學科領域并促進城市可持續發展；規劃的重點在于如何把空間要素和個人行為聯系起來，高頻的個人行為的變化會滲透、并最終改變低頻的物質實體，因而盡管規劃只能干預最底層的物質空間，但也需要考慮如何與個人行為與使用方式相適應；規劃學科需要應對不確定性，除了認知特征和規律，還要根據價值判斷做出選擇，這是規劃學科所面對的最大挑戰。最后，智能規劃需要在理論層面搭建框架，只有技術沒有理論無法完成智能規劃的賦能，重視產學研的聯動發展、將研究成果轉化為應用也十分重要，如此才能實現理論-方法-技術-應用的快速循環。會議現場全程人頭攢動、座無虛席，各方觀點積極碰撞、熱鬧非凡，資深學者和青年學者由智能技術賦能空間規劃出發，延伸至其對文化發展、學科變革、未來生活深刻影響的探討，引領全場聽眾開拓思維、各抒己見，精彩之處掌聲此起彼伏。與會各方對于智能規劃在高質量發展中的應用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學術對話圓滿結束。
（嘉賓合影）
